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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字畫作偽亂局調查之七:流通之亂到鑒定之亂
  導言:當作偽字畫橫行的時候,鑒定似乎成了最后一道堅守的防線,而不良鑒定的攪局又讓這最后一道防線岌岌可危,行家、專家、藝術家本人鑒定究竟是誰說了算?而在證作偽的當下,鑒定證書更是成為了笑談。人民日報曾經撰文:當代字畫界鑒定是幾張大嘴都在說,一雙小手在暗處緊撈。而權威喪失是當代字畫鑒定中最大的漏洞,因為說話的嘴巴太多了,表面似有群雄割據的態勢,實則一個作偽的亂局,成為某些人撈錢的好由頭。

  字畫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鑒定去世的畫家作品,不鑒定在世藝術家作品。在世藝術家作品最可靠的鑒定就是藝術家的自我認同,而這則規定實則表現出的是對鑒定大嘴們的嘲笑,然而就是在這些鑒定大嘴的掩蓋下,才得以讓這個畸形的鑒定環節得以生存。

  群龍無首的鑒定亂象

  “行家鑒定會是我們的首選,因為在收藏的過程中,行家肯定是對于某一位藝術家有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評判標準和收藏家群體,尤其是在于流傳和來源上非常清晰可靠,這些人的鑒定其實是沒有太多的問題存在的,而在資深的行家身上更是少之又少”,匡時拍賣謝曉冬對雅昌藝術網說,拍賣公司的征集是在短時間內迅速的集齊藝術家的作品,而偽作也摻雜在其中,相對來講,拍賣征集業務人員會是鑒定的首要環節,雖然拍賣行講求的是流通,但是對于作品還是會報有謹慎的態度。某拍賣行業務人員對記者說,如果說某件東西不能確定真偽,或者是超出了自己的認知范圍,那對于送拍人員(散客)來講,就只是被打發的下場。退一步講,如果拍賣行把偽作上拍了,那也有拍賣法中的不保真一項的規定。

  在拍賣公司對于當代字畫這塊的業務規定中,表明如果買受人能夠找到畫家本人,證明自己買到的是贗品,公司可以無條件退貨,但是買家這個權利只有短短的十天,有些拍賣公司也有一個合理的期限伸縮性,比如可以延長至20天,但是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找到藝術家本人進行鑒定,這對于普通人來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就是拍賣公司在鑒定環節中一個大漏洞演變成的利益黑洞。

 

  同樣遵循著和古代以及近現代字畫鑒定的流程,在第一個行家鑒定流程之后,藝術家本人鑒定是當代字畫中的一大法寶,而這也被看做是最為可靠的方式,山東的魯清汶在早期做畫廊的時候就曾經遇到過一件這樣的鑒定事件。當時是畫家馮遠的一張筆繪性質的作品,在魯先生的畫廊銷售,后來賣給一個客戶,這個客戶認為是假作,當時就牽扯到鑒定和賠償的問題,經過多人鑒定之后,這位客戶還是不能信服,只好找到了馮遠先生,后來經馮遠先生辨認,的確是其早期的一張筆繪性質的畫作,這就解決了這位客戶的疑問。

  但這并不代表藝術家的鑒定就可以作為呈堂證據,換言之藝術家鑒定其實在法律上是沒有有效性的,據曾經打贏書畫真偽官司的畫家史國良敘述,在一次上訴假畫拍賣的庭審中,法官就把焦點集中在畫作到底是不是偽作上。作為原告的史國良要求進行鑒定并列舉了中央美院、北京畫院等多家重要美術機構。但是法院認為,上述機構的鑒定結果不能作為司法依據,如果要鑒定,應該去版權中心、筆跡鑒定中心等單位,但是法院提供的幾家機構都不愿對畫作進行鑒定。

  另外二級市場上的鑒定講究的更多的是對專家的迷信,尤其是對于收費和開發證書的專家的迷信。一位曾經遭受過鑒定騙局的知情人(趙先生)給記者講述了一段讓人可笑的經歷,一張當代的字畫由于找到不到藝術家本人去鑒定,只好找了一位所謂的故宮書畫部專家的鑒定,一張畫作鑒定費是800元,他帶來了三張作品,討價還價之后,以2000元的價格談成了鑒定費用,之后并給他頒發了三張證書,大體內容是,茲證明本幅作品是某某畫家的真跡,特此證明,下方是這位陳姓專家的簽字。趙先生把這些鑒定證書奉為寶貝,送往某拍賣公司,結果可想而知。

  行家、專家、藝術家、第三方機構的頻頻出招,并沒有解決鑒定中出現的問題,反而是在每個環節中都會有漏洞遺留,給不良者以利益。

  鑒定漏洞變“利益黑洞”

  在所有鑒定中最靠譜的藝術家鑒定中,存在著一對悖論,即市場需要藝術家在某些方面去做配合,例如在對于偽作的指認和鑒定上。但是作為藝術家其主要功能是藝術創作,是否需要為了市場去耽誤本身的創作呢?這也是讓藝術家最為頭疼的一點,看著市場中流通著的贗品,卻沒有很多的經歷去做一些事情,這應該來講是鑒定中最大的一個漏洞。著名藝術家徐冰的《天書》就曾經遭遇過這種困擾,在忍氣吞聲了幾次之后,徐冰工作室終于出手鑒定,通過雅昌藝術網的平臺來做作品的鑒定,而這雖然受到了收藏者們的迎合,但是對徐冰而言,卻浪費了很多無用的精力。
  有償鑒定的泛濫也是黑洞的所在,市場的火爆使現當代書畫作偽之風猖獗,作偽手段、技術層出不窮,于是,一些人開始以“專家”的身份渾水摸魚——出具與一定數額金錢相應的“鑒定證書”,收取“鑒定”費用。各種各樣的“鑒定機構”和“鑒定專家”大量出現,鑒定證書滿天飛。陳履生就曾經指出,以“中國”為字頭的機構出具的“鑒定證書”,理應有著基本的面對學術和市場的嚴肅性,但是情況并非如此。現在一些博物館或其他一些國家級的單位,正在以這種國家級的名義進行“鑒定”或出具“鑒定證書”,為贗品的流通保駕護航。同時,也有人把“國家級”的鑒定證書也偽造出來了,真偽難辨。
 

  在鑒定防線斷口的地方,造假者就成了這些利益黑洞的獲得者,一件出自小作坊造假者之手的畫作,在禮品市場上以一平尺10萬元價格出售,這種事情屢見不鮮,而真正讓人咂舌的在于這種成本幾乎為零的操作中,拍賣市場上在冠冕堂皇的流通,擺明的偽作,也會有買家爭得“頭破血流”。而經過所謂的鑒定專家的證書開具之后,往往是給這件作品驗明正身,價格翻倍奇跡都會出現。而在劉尚勇看來,這種所謂的鑒定,它是一種經驗積累的過程,從業的經歷應該是最為重要的,在實踐當中,無良鑒定師還不如只上過中學,在庫房里干過十年的人經驗豐富。

  成熟的畫廊代理應該是對作品的真偽負全責,尤其是在可量化的油畫創作中,西方畫廊已經有一套完整的鑒定方式,并且建立了追蹤制度,只要是畫廊代理的藝術家,最終作品的解釋權是歸畫廊所有。而中國當代字畫首先就缺乏了這樣的代理制度,這是其一的漏洞;其二在于中國字畫是不可量化的,這就給造假者以可乘之機。

  權威缺失,誰來稱道?

  在幾張大嘴的唾沫之下,除了藝術家本人鑒定的漏洞之外,每一個人都在標榜自己的權威性,尤其是中國當代字畫沒有權威的業內認知者出現。王鳳海認為,中國書畫鑒定大師是南有謝稚柳北有徐邦達,而在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界一致認可一個機構,就是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的主要成員,這些年,其中一些人過世,一些人年事太高,而后繼者不足,以致當今書畫鑒定人才匱乏,整體水準直線下跌。此外,現當代書畫本身紛繁復雜,畫家眾多,絕大多數個人、流派的書畫鑒定研究尚未全面展開,具有權威性的書畫鑒定家尚未出現。說來,因為現當代書畫的鑒定難度相對比古代書畫容易,人證、物證相對較多,所以現在到處都是權威,也就沒有了權威。

  “說真話得罪人,說假話害死人,亂說話氣死人,不說話難為人。”一位藏家這樣打趣鑒定界的現狀。鑒定家的地位和權威是在書畫交易的實踐中逐漸樹立起來,要想讓“鑒定家”回到應有的位置,發出權威的聲音,只有把藝術家的著作權、收藏家的知情權、鑒定家的話語權放在首位;只有對待一件書畫作品,慎言謹題,細心求證,去偽存真,善于修正自己的認識和“服輸”,才能逐漸扭轉現當代書畫鑒定這種“群龍無首,諸侯割據”的無序狀態。

  法律權威缺失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多數人看來藝術家對于自己作品沒有鑒定的資格,這是十分荒謬的。“就好比自己的孩子,雖然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能不認識自己的孩子吧”魯清汶對記者說到,但是在中國的法律中,畫家本人是不具備對畫作的鑒定權。尤其是誰來監督藝術家進行鑒定?魯清汶坦言,遇到一些無良的藝術家,經常會出現“不認賬”的情況,比如早期不成熟的畫作,可能考慮到影響當下自己作品的價格,就會刻意的否認畫家;另外一種則在于出于當時的政治或者某些特殊愿意下的畫作,藝術家也會采取回避的態度。

  從以往鑒定專家的一家之言中的格局中掙脫出來,各方的認識各就其位,各執己見,而眾多的案件也是在真偽的鑒定上出現了問題和爭議,鑒定成為書畫市場中的軟肋,當我們在質疑誰可以真正說了算的時候,今年五月份,國內首批由政府認定的藝術品鑒定機構的試點名單出爐,這是北京市文化局對于北京雅昌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等五家單位成為北京藝術品鑒定試點單位的批復文件,而雅昌也公布了關于試點工作的安排,即推出在世藝術家鑒證備案服務,此舉一出引起了業內的討論,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究竟會給鑒定市場帶來一陣東風還是狂風?

  相關人士表示,相關部門想通過確立藝術品鑒定試點機構來規范市場的初衷是好的,但藝術品鑒定沒有絕對標準,官方指定鑒定試點機構可能涉嫌不正當競爭,政府部門批復了某些單位成為“官方認可”試點鑒定機構的申請就是介入了藝術品鑒定,但實際上判斷鑒定結果可信度高低的應該是市場。針對此問題,雅昌藝術網總經理朱文軼表示,為了避免“官方認可”的鑒定結果之后出現的爭議甚至是法律糾紛等問題,雅昌將邀請法律專家對這方面制定出具體規劃。而從和畫家何家英的合作來看,這其實是形成了畫家和第三方機構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的制約,通過科技手段的分子機構分析,再加上藝術家對于作品風格的把控,現場兩方的監督,共同完成備案服務,其實是給鑒定服務加了一層保險。

  結語:在所有的不良鑒定環節,一方面是機制本身的漏洞,如法律上對于鑒定資格的認證上;另一方面在于無良的鑒定師隨意開具的鑒定證書。這中間的漏洞帶來的利益黑洞的最終獲得者是多方面的,在這條利益的鏈條中,只有收藏者是處于最底部,并且帶來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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